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，杭州市委、市政府建议，由娃哈哈有偿兼并杭罐厂。1991年8月27日，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吴仁源在有关报告上批示，“先搞兼并联合是比较理想的。1、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和场地。2、有些困难企业和亏损企业，有可能出现转机，走出困境。3、投资少，见效益快”。

一个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，居然要去兼并杭州罐头厂这家大企业？一时间，质疑声四起：小鱼该不该吃大鱼？以小吃大会不会“两鱼俱亡”？宗庆后回忆说，不仅是罐头厂员工强烈反对，在娃哈哈内部，职工们也在担心，兼并罐头厂会让自己的福利减少，更会拖垮娃哈哈。更重要的是，“集体弄堂小厂兼并国营大厂是瓦解国有经济，相当于搞资本主义复辟”等思想争论，正在当时的社会上蔓延。

顶着重重压力，1991年8月31日，宗庆后在罐头厂全厂班组长会议上与他们展开了直接对话，描绘了兼并后的美好蓝图。他回忆说：“我主要说了三点。第一是谁大谁小的问题。罐头厂虽然人多，但是没产品、没活干，工资发不出来，我们虽然人少，但产品供不应求，一年利润有2000多万。第二，兼并后干部一个不动。表现好的继续用，表现不好，对不起你要下岗。第三，我们现在每月奖金七八十块钱，我先补贴三个月，三个月后你们自己去赚。”说完这番话，宗庆后大声问：“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？”全场齐声回答“有”。

1991年9月4日，杭州市政府正式下文批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，成立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。娃哈哈以8000万元有偿兼并了拥有6万平方米厂房、2200多名职工的罐头厂。兼并后，娃哈哈与罐头厂生产力整合，并进行了产品结构调整。娃哈哈人仅用28天便建起了一条营养液生产线。1991年底，宗庆后提前实现了让罐头厂扭亏为盈的承诺，娃哈哈全年创产值2.5亿元，实现利润4000万元，并开始提前向银行偿还原罐头厂的债款。据中国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，当时娃哈哈银行存款高达4293万元。

宗庆后将此事视为娃哈哈发展的“关键一步”。他说，“有人认为我们是收了个大包袱，但对我们企业发展来说，兼并是形成规模经济的关键一步。要是没有罐头厂这批员工，娃哈哈也发展不到今天”。

1991年12月21日，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头版重磅刊发长篇通讯《百日兼并》及评论《再论改革要有胆略》。通讯中说，“原先靠一只产品红遍天的娃哈哈在此次百日兼并中，充分吸纳和转化对方生产条件较好、技术装备雄厚等优势，与杭罐厂联手结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。风雨同舟一百天，杭罐厂也有了惊奇的发现，原先因机制僵化带来的重重弊端正在逐渐消解，代之而起的是更为灵活、更为多样的市场经营机制”。评论则更加旗帜鲜明地对改革予以肯定：“该活则活，该死则死，正是搞活大型企业的一条规律。事实上，正是‘娃哈哈’的兼并，才使一个大中型企业死而复活，这本身就是‘搞活’的辩证法。”“‘小鱼’吃‘大鱼’，实际上是‘活鱼’吃‘死鱼’。”“娃哈哈代表了一种勇于探索，敢于开拓的精神，显示了实事求是、解放思想的改革胆略……我们说改革要有胆略，要提倡勇于探索的精神，就是要按照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，去勇于闯出改革的新路子。”

1994年底，娃哈哈积极响应国务院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号召，投身西部开发。娃哈哈以“移民任务与移民经费总承包”的改革思路，兼并了涪陵地区受淹的3家特困企业，组建娃哈哈涪陵有限责任公司。涪陵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王志坚回忆说，对于这项投资计划，当时公司派了22名分管运输、供应、质量和能源的中层干部到涪陵，考察当地各方面的投资环境并进行讨论与表决，大家的一致结论是气候不好、交通条件差、原材料价格高、厂房破损、干部队伍名存实亡，出现了“21票反对1票弃权”的一边倒情况。

宗庆后再次力排众议。“后来我们也是三个月扭亏为盈。当时果奶、AD钙奶很好销，所以先把这些做了，然后又逐步重建了厂房，建了员工的家属宿舍，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王志坚说。1995年，涪陵公司建成投产第一年就创产值5678万元，利税813万元，还解决了一千多名移民的就业问题。截至2017年，涪陵公司累计完成销售收入93亿元，实现利税17.5亿元。

当企业的发展真正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，迸发出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。

“也是从那个时候，我们开始走向了全国。”宗庆后说。娃哈哈“西进北上”，靠近消费市场就地设厂的战略步伐越迈越大，在西部地区、革命老区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不断建立分公司，迄今已在29个省份建立了180余家分公司，有力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，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，通过先富帮后富，实现共同富裕，也为娃哈哈的成长壮大积攒了充足的后劲。

通过构建独特的“联销体”经营模式，推出娃哈哈纯净水和“非常可乐”，打造爆款单品营养快线和爽歪歪……在中国消费市场中，娃哈哈一路高歌猛进。